注：本文发表于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》第二十五辑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），此为作者Word版，引用请以该刊为准。感谢陈腾老师授权发布！
明刻《诸病源候总论》发覆
陈 腾
【内容摘要】巢元方《诸病源候总论》一书在明代中后期出现多种版本，学界对此缺乏深入调研。比对存世明刻诸本的物理特征，进而校勘关键异文，可知现存最早的明本是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歙县汪通值主一斋刻本，其底本为元刻本而非宋本。汪通值曾经剜改牌记与卷端信息，重新刷印《病源》。此后汪刻书板播迁流动，经方鑛补版、修版重印。徽郡刻书家吴勉学、吴琯也与方鑛有过合作，或租借书板刷印，或分摊销售。《病源》一书另有明嘉靖时期的翻刻本。由补版、修版、翻刻不同技术层面造成的文本差异，考证得明刻《病源》的源流，可为清刻本的版本梳理工作奠定基础，并为明代出版史研究提供实例。
【关键词】 巢氏病源 汪通值 江瓘 方鑛 吴勉学 吴琯
隋代巢元方奉敕撰修的《诸病源候总论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，书名有时省称作《诸病源候论》，亦可简称《巢氏病源》或《病源》。此书的医学价值自不待言，其文献价值也备受史家重视。吕思勉把它看作古代医论的渊薮，“以儒家之书譬之，犹孔颖达之义疏。[1]”另外，这部大书集中保存了唐以前的方言、俗语和口语，所以被语言学家誉为“亟待开掘的语言矿藏”[2]。无论从医学、史学，还是语言学的角度利用《病源》，都无法绕开它的版本问题。此书存世最早的《病源》是南宋刻本，今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[3]。其次是元刻本，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台湾史语所各藏一部。宋元刻本《病源》已为学界熟习，明刻本则不然。明代中后期涌现出《病源》的多种版本，日本学者对此多有关注。继森立之、山本惟允之后，小曾户洋更细致地调查过东洋所藏明刻本，并据诸本卷端题署之异梳理出三大系统：汪济川江瓘校本、汪济川方鑛校本与吴勉学本[4]。相形之下，国内学者更注重明刻诸本的牌记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虽然未收吴勉学本，但将著录的十二部明刻本分成两类：明歙严镇汪氏主一斋刻本、明方东云聚奎堂刻本[5]。这些版本信息显然是根据牌记里的堂号而审定的。牌记与卷端都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。但是明代中后期的许多刻本存在原刻翻刻、初印后印的复杂情况，不可小觑。毕竟翻刻本可以保留原牌记与卷端信息，后印本一般对原书板进行剜改修补[6]。若未区分不同刻本，以及同版的不同印次，那么牌记与卷端的信息不仅无法提供版本鉴定的直接依据，反而会制造陷阱，徒增困扰。现在看来，前人对明刻《病源》的鉴定意见颇有讹误，就是受到牌记与卷端的误导，故特为拈出，稍作发覆。另一方面，明代中后期的商业出版非常发达，卷端、牌记所刻的“××校刊”、“××校正”字样，以及内封、朱戳宣示的“××藏板”云云，未必真如字面意义所云[7]。但仍有人据“校”字来推断编纂成书的过程，或据不同堂号的“藏板”来论证“书板易主”，低估了明代商业出版的复杂性。通过逐一揭示明刻《病源》极其繁乱的版本实情，这项个案研究也将提醒学者如何利用卷端与牌记的剜改，更有效地判断书板发生流动与否，进而讨论徽州地区的出版文化。台湾“国家图书馆”藏有一部嘉靖年间刊刻的《病源》（书号：05909）。此本的可贵之处在于，卷首不仅包含他本常见的北宋年间宋绶序，还有嘉靖年间江瓘、王献芝序。后两篇序比较罕见，文中介绍了刊刻经过，对我们解决版本问题提供了很大帮助。先看江瓘《刻巢氏病源序》：嘉靖甲辰（1544）秋，篁南子习静山中，其友吴士美氏驰使遗书，发幽展卷，乃《病源》也。字画遒朗，真类宋刻。瓘读之既，作而叹曰：“予弱冠负疴，喜攻方术，每探古坟籍而穷其原。曾于《隋书经籍志》见有是书目，又阅宋郭雍《伤寒补亡》，采摭其说，而《吕沧州传》后复论及之。朅来金陵吴楚间，广询博咨，莫获全本，尘思二纪，始得觏目，甚哉古书之罕传也。”双泉子闻而索之，以视汪处敬氏，遂命刻而布焉。不谓嗜古而公人哉。……嘉靖丙午（1546）人日。[8]
江瓘（1502-1565）是歙县的儒医，字民莹，号霞石、篁南山人。这一位山人不甘寂寞，一度经商，交游颇广，著有《江山人集》《名医类案》，详见汪道昆《霞石山人传》以及《（嘉靖）徽州府志》。由江序可知，《病源》一书的刊刻牵涉到了歙县不同身份的人士，同邑王献芝的序也印证了这一点：予友双泉汪子，精于医学，屡起奇证，其有得于巢氏之精者多矣。汪子不自私吝，博求善本，校阅数岁乃成。予里汪翁主一斋，素以活人为心，乃命锓梓以传。巢氏之学得双泉而后彰，双泉之医得主一而益广，均之以仁，救天下者也。予恐学者不审其源，而妄执其见，非仁人之心，乃以是说序诸其端。嘉靖丁未秋（1547）九月朔旦。[9]
王献芝（1500－1559），字德仁，号湛塘，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进士，也是歙县人。统观王序、江序，《病源》的刊刻经过就清晰地呈现出来。原来，江瓘从吴士美那里得到的一部“字画遒朗，真类宋刻”的善本，这一底本经歙县医家汪双泉“校阅数岁”，再由汪处敬即主一翁付之剞劂。遗憾的是，刻书者汪处敬的生平事迹暂付阙如，我们只能通过牌记与卷端题署略窥一二。此本目录末镌刻一枚篆书牌记：“歙汪通值处敬校刻于主一斋”，主一斋应该是他的堂号。卷首的卷端题“隋太医博士巢元方撰，明新安汪通值处敬校”，处敬应该是他的字。嘉靖年间，歙严县有一位富商名叫汪通保，字处全，歙严镇人，汪道昆称他们是同宗[10]。从名字来看，汪通值与汪通保应该是同辈。合此数端，将此本定为明嘉靖二十六年丁未（1547）汪通值主一斋刻本，殆无疑义。以下简称汪本。汪本每半叶九行，行十九字。左右双边，版心白口，单白鱼尾，下记刻工名字。这些刻工都来自歙县仇姓一族，具体有亦、銮、仇钊（或作钊）、仇钦（或作钦）、用、仇鉴、瑗、明、仇宜（或作宜）、留、爱、田、介、录、之、锡等。[11]介绍了汪刻的基本面貌与刊刻经过，接下来需要进一步辨析底本问题。因为江序用了“字画遒朗，真类宋刻”八字来形容底本，语气有些暧昧。我们知道，收藏与赏鉴宋刻本从明代中叶起渐成风气[12]。江瓘与友人品题古书，称其“字画遒朗”云云，正是这一时代背景的缩影。不过，玩味“真类宋刻”一语，江瓘似乎无法肯定底本为真宋本。或者他是有所顾忌，闪烁其词——毕竟公开的序言不便明言底本非宋。现在我们可以拨开迷障，直率地说汪本翻刻自元本，而非宋本。理由如下：第一，宋本卷端书名作“诸病源候论”，元本作“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”，汪本同。第二，宋本与元本的目录存在差异处，汪本皆与元刻本同。宋刻卷首并无纲目，元刻本、汪本则有纲目。又如，宋本各卷正文之前有本卷分目，元刻本、汪本则无分目。再次，宋刻本卷二六正文所载诸症候的次序与目录一致，元刻本卷二六诸症候在目录与正文的排序无法对应，而汪本的错乱全同元刻本。第三，汪本承袭了元刻本的独特异文。宋刻《病源》卷二“恶风鬓眉堕落候”，其中说到：“北方坎为中男，名曰水风，一曰麪风，二曰风，三曰敖风，其状似疾。”第二类风，元刻本作：“二曰（字元作）风”。汪本作：“二曰（字元作）风”。括号里的文字是原书的小注，汪本小注误为，适可证明其翻刻自元刻本，绝非宋本。这一底本经汪双泉“校阅数岁”方才付刻，其校勘质量如何？我们将汪刻校勘一过，发现元刻本的某些文本讹误已经改正。例如元刻本卷二六“食马因中毒候”，汪本改正为“食马肉中毒候”。另外汪刻将原书的“《养生论方》云”改作阴刻，更加醒目。不过元刻本有一些明显错误，汪刻没有改正。如目录卷之七“伤寒病诸候上，凡二十三论”，经查卷七正文，实收三十三论。宋元刻本的目录皆误作“凡二十三论”，汪刻沿其误。对于这种沿袭旧本而失校的错误，尚可以“保留底本原貌”为由替汪刻开脱。然而汪刻存在不少严重的脱讹，无论如何都是难辞其咎的。清人陆心源便已指出：“卷十瘴气候条四百七十一字，明刊只存五十四字，青草瘴以下夺四百十七字，此外字句之讹夺亦复不少。”[13]这些例子可以说明汪刻本在校勘上的得与失。台湾“国家图书馆”还藏有一部汪刻本（书号：05910），即《嘉业堂藏书志》著录者[14]。奇怪的是，此书明明与前揭汪刻属于同版，但是卷端题署与牌记又存在微妙差异。此本目录末镌刻一枚楷体长方形牌记“歙岩镇汪氏主一斋校刊”，卷端则题“隋太医博士巢元方撰，明新安汪济川江瓘校”。若卷端所言可信，汪刻《病源》在江瓘与汪双泉之外，又多出了一位参与者，即“校”书者汪济川。汪济川，字希说，也是歙县本地的一名儒医[15]。江瓘《名医类案》卷二曾收入汪济川治暑热的一则验案[16]。新安医家各有所长，汪道昆评论道：“里人汪济川以著论。”[17]考虑到两部书断口断版的物理痕迹一致，它们都可以归为初刻本。但是刷印时间毕竟有先后之分，为了区别，前本既然简称作汪本，此本不妨简称为江本。两书牌记与卷端的微妙差异实在令人困惑，而刷印时间孰前孰后，仍是未解之谜。
另一部明刻医书也出现了似曾相识的画面。明嘉靖二十四年（1545）刻本《注解伤寒论》卷前冠有郑佐、江瓘序。郑佐序云：“余里人汪君处敬，为是愍恻，务购善本，反复校雠，惧其传之不远也，则遂锓刻以为公。”可知《注解伤寒论》的刊刻者也是汪通值。江瓘序说得更细致一些，还提到医家汪济川的功劳：汪子希说氏，以博雅名家，慨俗学之惛迷，愍烝民之夭札，出其家藏善本，视汪处敬氏，三复雠校，乃命入梓，而问序于余。余故以多病好医而未能也，然耽味仲景之论有年矣。辄援古火炤今，溯其流委于卷后，且以嘉二子之有功于长沙也。学者诚能潜精斯籍，讨其指归，斯可以凌驾前贤，仁寿当代矣。嘉靖乙巳（1545）午日。[18]
这两篇序表明，汪济川（希说）提供《伤寒论》的底本，而汪通值“反复校雠”，并出资刊刻。《四部丛刊》本的目录末镌楷书牌记：“歙岩镇汪氏主一斋校刊”，而卷端题“晋王叔和撰次，明汪济川校正”，也反映了汪济川与汪通值有过合作。但是，国家图书馆与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汪刻《注解伤寒论》，目录之末所镌牌记与卷端题署都变换了模样：篆书牌记作“歙汪通值处敬校刻于主一斋”，而卷端题“晋王叔和撰次，明汪通值校正”。
比较《病源》与《注解伤寒论》的卷端题署与牌记信息的变化，可以肯定的是“主一斋”这个要素“原封不动”。“主一斋”指明了刻书者是歙县汪通值，书板的所有权归他所有。既然如此，汪刻两部医书的不同印本卷端题署为何又出现剜改现象？这个难题只有等我们比较过方鑛本《病源》的牌记之后，才得以彻底解决。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汪刻中印本（书号：T03733-48），经过方鑛修版。方本卷端题：“隋太医博士巢元方撰，明新安汪济川方鑛校”。方本的目录末叶有一枚篆书牌记：“歙方东云处敬校刻于聚奎堂”。仔细核对牌记的高度、广度，及其周边版面的刷印痕迹，方鑛的雕版只能从汪本而来，而后针对汪本牌记“歙汪通值处敬校刻于主一斋”稍作剜改。
具体如何操作？方鑛得到汪氏书板之后，先将原版牌记的“汪通值”三字剜改成“方东云”。方鑛此人生平事迹不详，东云大概是他的字，聚奎堂则为其堂号。但是汪本原牌记的孑遗，即“处敬校刊”极难处理，方鑛也无可奈何，只好保留板片旧主人的字号。大概方鑛得版之时，板片多有缺损，所以他抽换重刻了不少书叶（详见后）。既然确定汪本的刷印时间在方本之前，那么江本应当刷印得更早。试想，若是先汪本，后江本，其牌记已经剜改成“主一斋校刊”，方本牌记的“处敬校刊”就无从而来了。诸般剜改，实则涉及到明代书籍出版中的实际编纂校勘工作与署名问题。明代嘉靖以后刻本出现的鉴定、参定与校阅等“著作参与方式”，大多数并未对书籍内容产生实质性影响。但是，标榜名人“校正”的牌记或卷端题署，无疑提供了一种书籍质量的证明或担保，有利于书籍的宣传推广。[19]前揭江瓘《刻巢氏病源序》与王献芝《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序》都能证明，刻书的初倡者是汪双泉，这位医家“校阅数岁”，命汪通值“锓梓以传”。但是，存世明刻《病源》，除了“台图”藏本之外，诸本皆无江序、王序。序跋在书籍流传过程中确实容易丢失缺损，但这不足以解释汪刻本的情况。应该承认，这种局面是书板主人汪通值经营谋划的结果。原本看似亲密无间的合作——“巢氏之学得双泉而后彰，双泉之医得主一而益广”，并没有维持多久。书板主人汪通值不仅舍弃了突出汪双泉校勘之劳的两篇序言，而且剜改了卷端与牌记信息。他在刻书之初需要名医“汪济川”的背书，而后自我意识高涨，抹去名医的痕迹，以突显自身字号。牌记与卷端的变化只是呈现在纸面的结果，纸面背后的歙县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利益纠纷、人事纠葛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汪刻书版转归方鑛之后，新主人的操作也不简单。前面说到，三部《病源》的刷印次序是江本→汪本→方本。江、汪本之间只有卷端与牌记的差异，其他内容一致，所以不妨视为同一批次的初印本。但是，方本与初印本之间已经出现了许多文本差异，应当归为中印本。若再细分，方鑛的补版工作又分两次进行。第一次补版的字体与汪本近似，还是横细竖粗的宋体字。最明显的是方本卷端绝非利用汪刻旧板刷印，而是另起炉灶。字画的微妙差异姑且不论，断版痕迹的差异昭然可见。江本、汪本卷端右下角的断版痕迹一致，方本无。方本书名处“病源”二字之间出现断版，且横向断裂至版心，而江本、汪本无。
更扑朔迷离的是，方鑛重刻卷端未署“汪通值”，而取“汪济川”。个中原因，应有两种可能。不管方鑛补版时，选择重新写样付刻，抑或径取某一部汪刻本的书叶上板覆刻，增刻卷端叶的底本出自汪本。但是，对于书板的新主人而言，“汪济川”的医家声名俨然金字招牌，而书板旧主人“汪通值”三字已成累赘。于是，方鑛改“通值”为“济川”，并刻上自己的名字。此其一。又或者，因为江本行世较广——存世江本多过汪本，明翻刻本亦出自江本（详见本文第四节），而方鑛重刻此叶的底本即出自江本。江本卷端题“明新安汪济川江瓘校”，方鑛为了宣示“物归我有”，抹除“江瓘”二字，这样才有位置补刻上他的大名。此其二。除了卷端叶已经重刻，方本卷二八第二叶也是补版。此叶第四行原文是“目为肝之外候，若被风邪伤肝，肝气不足，故令目泪出。”江本、汪本句子完整，而方本“候”字作墨钉。并且，方鑛补版还有刻错内容的情况，导致书叶错乱。卷三二第十一叶应为“清浓赤黑，死。……蚤疽发乎足五指头，起节色不变，十日之内，可刺也，过时不刺，后为食痈，在掖，三岁死。”江本、汪本皆如此，然方本误将这一整叶刻成卷三三第十一叶的内容，文字作“治其呕……痤疖者，由风湿冷气搏于血，结聚所生也。人运役劳动，则阳气发泄，因而汗出，遇风冷湿气博于经（络）”。方鑛本第二次补版的字体改为写体，与胡文焕《格致丛书》近似。如卷九第六叶补版，卷十五第一、二叶补版，皆用写字体，与嘉靖时期的宋体字迥异。从字体推测，第二次补版可能在万历时期。附带提及，上图所藏方本经俞时驾、徐鲁得、叶景葵递藏。叶氏《卷盦藏书记》著录此本，并谓“《邵目》《郘亭目》均以为汪济川刊，殆未见此（‘歙方东云处敬校刻于聚奎堂’）墨记耳。”[20]其实如前考证，刻书者并非歙县的汪济川，而是汪通值；方鑛也并未真的“校刻”过全书，只是补刻重印罢了。就存世数量而言，方本多于汪本、江本。未经细审，则容易将三者混为一谈。例如上海中医药大学藏有一部方鑛本（书号：R228\0054*2），由陈鳣、冯云濠、潘喜陶递藏[21]，后归中医世家孟河巢氏，而孟河巢氏正视己为 “隋太医巢元方之后”，堪称书林佳话[22]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将上图藏本定为“明方东云聚奎堂刻本”，却将上中医藏本定作“明歙县汪氏主一斋刻本”。严格来讲，两书皆为明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汪通值主一斋刻、方鑛聚奎堂后印本。对比二书断版、补版情况，可知上中医之方本与上图所藏方本同版，只是剜去了牌记。此外，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明刻本《病源》（书号：T01883）,存卷三至卷五十。查补版处的字体，便知道它也是方鑛修版重印本，但不知属于方甲本还是方乙本。比方鑛补版、剜改牌记更复杂是，徽州刻书最出名的两位——吴勉学和吴琯，都嗅出了《病源》的价值，谋求商业合作。第一类吴甲本保留了方甲本原牌记。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明刻本（书号：19791），为汪元范、朱颜旧藏[23]。目录之末镌有一枚篆书牌记：“歙方东云处敬校刻于聚奎堂”。这一枚牌记的高度、广度与内容，乃至断裂磨损痕迹、周边版面的刷印效果，皆同方甲本。不过，卷端已经改题：“隋太医博士巢元方撰，明新安吴勉学师古校”。吴勉学，字肖愚，号师古，歙县人，明医理，博究群书，辑刻《河间六书》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》等书[24]。清初赵吉士《寄园寄所寄》记载了一则吴勉学大量刻行医书的传闻。据说吴氏“梦为冥司所录”，许诺广刻医书，“作好事”，方获得冥司开释[25]。故事荒诞不经，但他“广刻医书，因而获利”当属实情。吴勉学弃官从商，还刊刻过《十三经》《二十子》等大型丛书。其子侄辈吴中珩克绍其裘，他们被学者誉为“明代徽州府最大的坊刻家。”吴勉学利用方鑛的书板刷印《病源》，印数恐怕不小。浙江大学图书馆所藏《病源》（书号：611.3/2210），上图所藏另一部《病源》（书号：751171-82），牌记与卷端的情况皆与国图藏本同。它们都是第一类吴甲本，保留方鑛甲本之牌记。第二类吴乙本的卷端仍作“明新安吴勉学师古校”，但是牌记已经剜去。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吴勉学本（书号：R228\0054*1），此书曾经王文韶、方功惠旧藏，一度流入东洋，再由盛宣怀购回中土[26]。馆方据卷端信息，将书著录为吴勉学刻本。严格地说，它应该是汪通值刻、方鑛补版、吴勉学印本。吴勉学的生卒年不详，大体活跃于明万历至清初。无论是带有牌记的方甲本、吴甲本，还是剜去牌记的方乙本、吴乙本，补版情况一致，而且都用竹纸，与前揭江本、汪本的白棉纸迥异。据此推测，方本、吴勉学本的刷印大约在万历年间到清初。我们认为，方鑛与吴勉学之间未必存在书板交易。因为，若从“书板易主”的思路来回溯，方甲本售于吴勉学，刷印吴甲本；而后书板又得由方鑛购回，方能再刷印出方乙本。同郡之间，只有笨伯才会如此大费周章。更何况，下一节即将介绍的吴琯印本同样保留方甲本牌记，也可以证明“书板易主”之说难以成立。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明刻《病源》一部，卷端题：“隋太医博士巢元方撰，明新安汪济川方鑛校”（书号：辰4/0610/2/21）[27]。目录末叶镌牌记：“歙方东云处敬校刻于聚奎堂”，正同方甲本。根据牌记、卷端，核对相关补版的书叶之后，可以证实这一部书也是利用方鑛的书板刷印的。吴琯印本的独特性在于，前揭诸本皆无内封，而此本内封镌：“巢氏病源/西爽堂藏板”，且钤盖朱戳：“三衢世德堂记。”西爽堂的主人是吴琯。这位坊刻家字仲虚，又字孟白，号中云，祖籍歙县，刻有《古今逸史》等丛书。吴勉学之子吴中珩与吴琯的刻书活动多有合作，徐学林据此推论，两家当为同宗，“其先人经商或出任福建，后客籍漳浦，吴琯谢职后认宗定居新安，从事编校刻印书籍事业，并创办西爽堂刻坊。”[28]《徽州府志》记载，吴琯曾经“知婺源县。”[29]中医科学院藏明刻《病源》内封朱戳里的“三衢”即婺源，至于“世德堂”，应是当地书坊。这部书汇集了三家堂号，聚奎堂、西爽堂、世德堂。显然，《病源》书板并未从方鑛手中流入西爽堂或世德堂，否则无法解释挖去牌记的方乙本与吴乙本从何而来。方鑛拥有书板，但他与吴勉学与吴琯之间的商业合作相当灵活，《病源》完全可以批发或零售。清初吕留良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及：“若金陵书坊则例有二种：其一为门市书坊，零星散卖近处者，在书铺廊下；其一为兑客书坊，与各省书客交易者，则在承恩寺。大约外地书到金陵，必以承恩为主，取各省书客之便也。”[30]井上进据此材料，证明了明末清初已存在图书零售与批发市场[31]。关于明代图书如何实现零售与批发，学界对此问题陆续有新的认识。早先有些学者只看到明代同姓书坊之间的联系，但是上原究一在王重民、方彦寿、大塚秀高等人的基础上，更详备地考证明代商业性出版书籍的实例，得出结论：“明末清初的中国也和江户时代的日本一般，普遍存在异姓书坊之间的跨地域合作与跨地域争议。”[32]这一看法显然比前人更进一步。但是，运输大型书板的成本太高，明代中后期的商业出版不乏就地刷印而分销的运营模式。赵益借用西方书籍史的术语“装订”来命名这种运营模式，即不同书坊通过雕版、刷印、零售等分工而实现产业合作。[33]为了论证“装订”环节，赵益列举了九种小说作为例证，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内封、目录、正文、牌记的版刻题署错乱不一，既有江浙的书坊堂号，也有建阳的。一部书籍若出现多种堂号的题署，可能意味着书板的生产方、实际拥有者以及销售者存在分工与合作。借着赵益“装订”理论的启示，我们推测吴勉学甲本、吴琯西爽堂印本《病源》都是徽州出版商业化的产物。书板所有权仍归方鑛，吴勉学或许曾向方鑛租借书板，只需将卷端剜改成“吴勉学师古校”，再刷印一定数量的书籍，便可带至江浙销售。至于吴琯一方，获得刷印好的《病源》若干部，各附一叶“西爽堂藏板”的内封，便可带至婺源销售。两位“经销商”需要向方鑛支付“板头钱”，或者分摊利润。吴琯还把部分书籍委托给“零售商”，即婺源书坊世德堂。他们的经济利益如何分配，就不得而知了。由于主题所限，先行研究皆未触及徽州刻本的流通问题。实际上，新安刻书行世颇广，口碑甚佳，谢肇淛曾赞其“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”[34]。为汪通值刻书的黄姓刻工技术精湛，当地“锓梓刻石，必归之歙仇村黄氏。”[35]我们无法确定汪刻《病源》到底刷印了多少部，但它肯定颇有市场，一刷再刷，才出现了江瓘印本、汪通值印本、方鑛印本、吴勉学印本、吴琯印本。是书卷端题署陆续变易，目录叶那一枚牌记屡经改造，最终被剜除殆尽，足以反映徽州地区刻书业的繁荣与复杂。这部医书的出版与流通，理应得到更深入的讨论。前面辨析的江瓘本直至吴琯本，基本上是同一套雕版刷印而来。需要特别留心的是，汪通值刻初印本行世不久即有翻刻本。翻刻本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底本的卷端与牌记信息，目录叶末有牌记：“歙岩县汪氏主一斋校刊”，卷端题“明新安汪济川江瓘校”。这就为明刻《病源》的版本鉴定工作增加了难度。例如，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明刻《病源》（书号：782320-35），钤“莫绳孙字仲武”朱文长方印、“独山莫祥芝图书记”朱文方印、“莫友芝印”白文方印。莫氏《影山草堂书目》著录有“《病源》十六册”，即为此书[36]。然而上图将这一部白棉纸印本著录为嘉靖间汪氏主一斋刻本则欠妥，其实它是明翻刻本。何以见得？翻刻本最明显的特征有三。首先是翻刻本的宋绶序存在墨钉。宋绶序说到：“顾惟空疏，莫探秘赜，徒以述善诱之深意，用劝方来，扬勤䘏之至仁，式昭大庇云尔。”江本、汪本、方本、吴勉学本皆如此，惟翻刻本的“赜”字作墨钉。其次是卷五十第十一叶“王灼恶疮候”，小注云：“王音旺。”江本、汪本、方本等皆如此，惟翻刻本的“王”字作墨钉，且“旺”误作“吐”。最后是卷三二第一叶的版心所镌页码，也有不同。江本、汪本、方本、吴勉学本该叶版心下方皆刻“乙”与“锡”。“乙”表示第一叶，“锡”则是刻工名。这一位刻工应是徽州虬村的黄锡（1521-1600），字君宠，号南溪[37]。然而翻刻本的版心只有“乙”，下无“锡”字。总之，翻刻本与汪刻之间惟妙惟肖，掌握了上述特征便能区分开来。有心的读者愿意花时间仔细比对，还会发现翻刻本的断版痕迹与汪刻系统迥异。确定了明翻刻本《病源》全书的字体与版刻特征之后，其他图书馆若藏有残本，也能有所凭据地赋予“来历不明”的残本比较清晰的版本定位。例如，国图藏有一册明刻残本《病源》（书号：T01884），存卷三一至三六，被著录为“明方东云聚奎堂刻本”。经与上图收藏的明翻刻本比较，两书同版。所以这一部郑振铎先生旧藏的明刻《病源》，实为翻刻本。又如天一阁博物馆所藏《病源》（书号：善2387），此册残本仅存卷十四至二十一，也是明翻刻本。这些翻刻本的纸张都是白棉纸，应该刷印于嘉靖时期。隋代巢元方奉敕撰修的《诸病源候总论》一书能流传至今，洵非易事。在《病源》的版本系统里，明刻本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。本文将存世诸部明刻本之间修版、补版、翻刻造成的文本差异与物理特征逐一揭示，大体上理清了版刻源流（见文末附图）。结论如下：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歙县汪通值（处敬）主一斋刊刻《病源》，底本是同邑汪双泉所得元刻本。汪刻初次刷印时需要名医背书，所以卷端题署有“汪济川、江瓘校”字样。但是没过多久，汪通值剜改牌记与卷端信息以突出自家堂号，重新刷印《病源》。此本在图书市场上颇受欢迎，大约嘉靖时期即有翻刻本。而后汪刻书板播迁流动，经方鑛补刻、修版重印。刻书家吴勉学、吴琯刷印《病源》的板片出自方鑛，三者之间存在商业合作，或租借书板，或分摊销售。长久以来，我国学者对《病源》的医学研究层出不穷，可是一旦涉及到版本问题，总是沿袭日本学者森立之、山本惟允、小曾户洋的旧说。本文力图辨析明刻《病源》初印、中印、后印以及翻刻诸本，希望对此书相对薄弱的版本研究有所推进。从实用的角度来讲，读者日后若遇到其他馆藏明刻《病源》，愿意参考拙文的话，即可迅速而精确地判定版本属性。这就为清代《病源》的版本梳理工作奠定了基础。或许，明刻《病源》诸本卷端题署的变换，还有那一枚牌记不断被改造直至消隐的历史，也能为明代出版史研究带来一点新知。致谢：北京大学中文系许红霞老师、张鸿鸣博士以及匿审专家对本文提出诸多修改意见；国图、中医科学院、上图、上中医、天一阁、浙大古籍部诸位老师为我的阅览调研提供了帮助，谨此并致谢忱。
2018年12月19日初稿
2022年3月18日改定
附：明刻《病源》版本源流图
注释：
[1] 吕思勉《医籍知津》，氏著《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8页。
[2] 王云路《〈诸病源候论〉释词》，《杭州大学学报》1994年第4期，第181-184页。
[3] 相关讨论，参见小曾户洋《『諸病源候論』の書誌について》，《東洋医学善本叢书8·解題·研究·索引》，东京：东洋医学研究会，1982年，第272-283页。刘瑛《〈诸病源候论〉影印说明》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编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》第68集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-4页。
[4] 小曾户洋《『諸病源候論』の書誌について》，第293-295、311-312页。
[5]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200页。
[6] 郭立暄《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》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5年。
[7] 张秀民《中国印刷史》（插图珍藏增订版）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48-249页。文革红《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》，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639-641页。
[8]（明）江瓘《刻巢氏病源序》，（隋）巢元方《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》，明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汪通值刻本，第1-2页。
[9] （明）王献芝《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序》，（隋）巢元方《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》，明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汪通值刻本，第2-3页。
[10]（明）汪道昆著，余国庆校点《太函集》卷二八《汪处士传》，合肥：黄山书社，2004年，第598-600页。另外汪道昆在另一篇《汪处士赞（有序）》开头便说：“吾宗著休宁西门，率用盐盬起。”（《太函集》，第1640页。）我们推测，汪通值很可能也是徽州盐商。
[11] 关于明徽州歙县仇姓刻工，刘尚恒做了初步的资料汇编，参见氏著《徽州刻书与藏书》，扬州：广陵书社，2003年，第167-170页。汪本之刻工名字多为刘著失载，可补其不足。另外，此书钤“程树德”白文扁方印、“希古右文”朱文方印、“倚天书屋”朱文方印、“不薄今人爱古人”白文长方印等。
[12] 李开升《明中期苏州新型版刻风格起因考》，《古籍保护研究》2019年第1期，第65-71页。陈先行《关于版本学的问答》，《古籍善本（修订版）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6-7页。
[13] （清）陆心源《仪顾堂题跋》卷七《巢氏诸病源候论跋》，清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刻本，第1页。
[14] （清）缪荃孙、吴昌硕、董康撰，吴格点校《嘉业堂藏书志》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410页。
[15] （明）吴子玉《大鄣山人集》卷四一《汪大医行状》，转引自方春阳《中国历代名医碑传集》，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991页。
[16] （明）江瓘撰，焦振廉校点《名医类案（正续编）》，北京：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40页。
[17] （明）汪道昆著，余国庆校点《太函集》，第661页。
[18] （明）江瓘《刻伤寒论序》，（汉）张仲景著，（宋）成无己注《注解伤寒论》，明嘉靖二十四年（1545）汪通值刻本，第2页。
[19] 何朝晖《鉴定、参订与校阅：明后期刊本中的著作参与方式述论》，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，2018年第2期，第49-58页。
[20] 叶景葵《卷盦书跋（附三种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320-321页。叶氏已经誊录钤印与题跋信息，惟“徐鲁复”应作“徐鲁得。”鲁得字应速，诸生，撰有《四书辨疑》《温热心书》，传见清嘉庆十六年《上虞县志》。俞时驾生平事迹不详，惟万历本《西湖志类钞》载其姓名。《西湖志类钞》卷端题：“邑人俞思冲似宗甫纂，男俞时驾顾逄甫、婿朱祖修无念甫订”，可知时驾字顾逄，其人活跃于明末清初。关于此部明刻《病源》的鉴定，笔者曾经得到复旦大学古籍所陈正宏教授的指点；对藏书印、徐鲁得跋语的释读，分别得到过上海图书馆邹晓燕老师、复旦大学中文系郭永秉教授的帮助。特此说明，并致谢忱。
[21] 上中医所藏方本的目录叶之末，有朱批云：“巢元方，隋时名工，其书有法无方，后附养生方皆外治法。顷阅《内经》《素问》《灵枢》《难经》并金匮诸症方药，合参细校，方能有得，学者勿以泛论置之。海昌潘喜陶识。”潘喜陶(1823-1900)，又名熹陶，字芝畦，号燕池，又号扑庐，亦署子瑜，晚年人称燕叟。咸丰四年(1854)以第一名入庠，后援例就教职，吴昌硕、施裕升皆出其门下。潘喜陶素来以书画闻名，上中医藏明刻《病源》全书经其批校，令我们看到了潘喜陶的另一面。此书已有影印本，参见段逸山主编《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古籍丛刊》第一辑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8年。
[22] 陈腾《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古籍影印工作述略》，《古籍保护研究》第5辑，大象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141页。
[23] 首册副叶有墨笔题：“己未春，汪六庐刺史贻直。”书钤“颍川汪氏家藏图书”朱文长方印、“汪元笵印”白文方印、“濯卫斋徙”白文方印、“明生氏”白文方印、“金华朱颜珍藏”朱文方印。此书函套之内有墨笔跋语：“此本曾于今春经张绍重首持售留，阅月余，未协索回。今从国子监中国书店得之，真古籍有缘也。辛丑中秋前九日，朱颜记。”朱颜（1913-1972）是浙江金华的医药学家，名云高，字亦丹。参见谢海洲《朱颜》，《中国医药学报》1990年第2期，第71页。
[24] 贾晋珠《吴勉学与明朝的刻书世界》，见米盖拉、朱万曙主编《徽州：书业与地域文化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第20—49页。
[25] （清）赵吉士撰，周晓光、刘道胜点校《寄园寄所寄》卷十一，合肥：黄山书社，2008年，第909页。
[26] 上中医藏吴勉学本钤“仁和王氏退圃藏书记”朱文方印、“巴陵方氏珍藏”白文方印、“巴陵方氏藏书记”朱文方印、“宫长家藏图书”朱文长方印、“枫树室秘籍记”朱文长方印、“愚斋图书馆藏”朱文长方印。
[27] 副叶有道光甲辰康道人题跋。书钤“吴兴绿葭湾陆氏益斋藏书”、“湖上读书楼”、“中央卫生研究院图书馆藏”朱文方印。
[28] 徐学林《徽州刻书史长编》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947页。
[29] （清）馬步蟾修，夏鑾纂《徽州府志》第2册，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75年，第577页。
[30] （清）吕留良撰，俞国林编《吕晚村先生文集》卷二《答潘美岩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5年，第67页。
[31] 井上进撰，李俄宪译《中国出版文化史》，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63页。
[32] 上原究一《论明末商业出版界中异姓书坊间的跨地域合作关系之存在》，《国际汉学研究通讯》第十九、二十期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35—56页。
[33] 赵益《装订”作为书籍“交流循环”的环节及其意义——一个基于比较视野的书籍史考察》，《中国出版史研究》2021第3期，第114-127页。
[34]（明）谢肇淛撰，韩梅、韩锡铎点校《五杂俎》卷十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21年，第439页。
[35]（明）程敏政《篁墩文集》卷三六《书赵松雪千文帖后》，《四库明人文集丛刊》本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632页。
[36]（清）莫友芝撰，张剑整理《影山草堂书目·金石影书目·江南收书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20年，第220页。
[37] 李国庆《明代刊工姓名全录》附录《虬川黄氏宗谱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1050页。
陈腾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2020级博士研究生。“书目文献”约稿：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、古代文史相关文章，古籍新书介绍、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。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，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（含个人介绍），发到邮箱njt724@163.com。感谢您的支持！